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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后的40年中，英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3.8%增长到5.9%;在美国内战后的40年中，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7.9增长到17.3%。与它们相比，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的GDP占比从4.9%增长到18.2%，从规模和速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我们的计算，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1600年达到34.6%的顶峰，在此之后就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才又止跌上涨，这是500年来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
12月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北京发布《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时做出上述论述，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极其特殊。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经验，现代经济学可以进一步发展完善对“政府与经济学”的研究。
报告从新企业的进入与发展、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金融深化、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和审慎的宏观调控五个方面总结了政府的改革措施。李稻葵称，他并非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各个方面都尽善尽美，相反，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当天的活动上也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市场的力量，正是政府的设计和管理放大了中国市场的力量。“中国的经验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该尽量用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务实性的、实验性的角度，而不是一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中国的发展经验。”
“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实际上不能一刀切，中国的经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国家也看到了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只有市场加政府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罗德里克说道。
直接动力是企业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李稻葵说，“在各种激励措施之下，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地帮助企业创立和壮大。”
李稻葵指出，这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在1978至2012年期间，各地政府以各类经济园区为载体进行招商引资，到2000年中国已有各类经济园区约5，000个;从2013年开始，各地政府大力推动“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围绕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进行改进，过去一年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从78位跃升到46位。
但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地方政府也会对经济增长过度热心，早期出现过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如上世纪90年代的棉花大战，现在仍存在干预司法的问题。
因此，李稻葵指出，一方面，赋予政府帮助企业发展的激励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政府帮助企业的行为必须得到一定的约束。
“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房地产市场和制造业，其背后是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换。”李稻葵指出，政府在土地使用方式转换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协助降低了土地转换谈判中的交易成本。
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并不完美。“尽管土地使用方式转换提高了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但也引发了高房价的问题。”李稻葵说。如今，中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高达27，成为世界第二高，北京、上海、深圳分别达到44.34、44、39.9，超过纽约、巴黎和东京的三倍以上。
对于高房价的成因，李稻葵认为，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地供应给工业园而非住宅区，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住房资源分配不均，推高了商品房房价。
开放放缓态势在今年逆转“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金融危机。同时，金融深化不断推进，到2017年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近400%。”李稻葵指出，金融深化改革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对金融稳定高度重视。
但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金融投资收益率高度波动，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1991至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股市的年化持有受益率高达32.2%，远远高于美国的13.8%;而在2001至2018年期间，中国大陆的年化持有收益率仅为1.3%，低于美国的3.2%。
“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稻葵指出，如今，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从0.79%提升到12.8%，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中间品供应国。同时，中国也为外国跨国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在2001-2016年期间，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利润超过15.57万亿元，美国通用汽车在华产量占其全球的40%，宝马在华销售占其全球的24%。
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过阵痛。李稻葵指出，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96至2000年期间，沈阳有近60万工人下岗，相当于全市人口的20%。沈阳政府为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培训与再就业帮扶，把市中心的工业迁至郊区的开发区，通过土地价差收益进行补贴，还吸引到宝马建厂投资。”
李稻葵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无论是企业家、劳动者还是政府官员都获得了向外界学习的机会。“与发挥比较优势相比，学习的作用更加重要。中国有许多成功的产业升级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包括汽车产业、电子产业等。比如，大众到中国后不断提高本地化率，使得中国本土汽车行业可以不断地跟大众学习。”
“2008至2017年，由于利益关系复杂，一些领域的开放步伐放缓，如汽车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但李稻葵认为，2018年起，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这一趋势得到逆转。
有的宏观调控伤害了民企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持续了40年较为稳定的高速增长。在1961至2017年期间，中国的实际GDP增速波动仅为0.19，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0.43和中等收入国家的0.25。与此同时，中国还成功抑制了高通胀，在1978至2017年期间年均CPI增速为4.90%。
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往往过于简单粗暴，对民营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的伤害，当经济过热时，宏观调控限制政策往往最先针对民营企业。
因此，李稻葵建议，政府需要运用市场、改革、行政命令等综合手段去稳定宏观经济。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有文章来源系网络转载，本网系信息发布平台，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网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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